建元四年，高帝的陵墓，昭皇后应迁殡拊葬。祠部疑问是否应举行祖奠、遣奠、启奠等祭奠以及九饭礼仪。左仆射王俭建议：“像大殓一样祭奠。贺循说‘拊葬帝王陵墓的墓都举行祭奠，就像安葬前在庙朝举行的礼仪。’范宁说‘将要钻土下棺时举行祭奠。’虽然不称她为祖，但不能没有祭奠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主管官吏又上奏：“昭皇后的神位在宗庙，现在迁殡拊葬，在宗庙虞祭安慰神灵，神位既然已经安置在宗庙，改葬迁灵，岂能虞祭郑玄注释改葬说‘从祀宗庙的庙，礼仪应该与拊葬陵墓的墓相同，。事情怎能容许不同前代说应当没有虞祭。”左仆射王俭建议：“范宁说‘下葬一定要有魂车，。如果不是为了回归，神灵将停驻何处?世间改葬，都是就近墓地祭祀神灵，怎能不举行祭祀而毁弃呢?贺循说：‘钻土下棺之后，在墓地祭奠，完成葬事’。虽不是正式虞祭，也要粗略相似。晋代修复五陵，宋朝敬后改葬，都有虞祭。现在举行虞祭没有什么可疑虑的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纽二年，皇太子妃去世，前宫的官员对应服何种丧服有疑问。左仆射王俭建议：“《礼记。文王世子》‘父亲在此是儿子，国君在此就是臣下’。而且汉魏以来，太子宫僚齐备，奴仆的礼节，具体讲是服三个月丧。从前庾翼妻子的丧事，王垒、坠丛说府中衙役应该服妻子去世的丧服，何况作为臣下礼节的重要呢?应该依照礼制为旧君的妻子服齐衰三个月，有官职在身的，都应当请假，早晚前往哭吊的事，都由束宫承担。现在远方没有任职朝廷的臣下，在任职的官署服丧两天半，仍旧穿丧服行丧，派人送上哀悼文书，但不能赶赴奔丧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太子妃享受的丧服是斩衰，使用乘黄，商量为她设立铭旌。仆射王俭建议：“礼制，涂棺之后，祝把铭旌放在灵柩的束侧，大殓完毕，就应该立在西阶的束侧。”

宋大明二年，太子妃去世，树立九旒的幡旗。主管官吏又请示：“举丧曰树幡旗不?如果树幡旗，应该装饰几条旒以及上面怎样画龙的升降又用几种棺饰?”仆射王俭建议：“旒本是显示等级的礼仪饰物，与丧事无关，如今公卿以下，平常没有机会显示礼仪等级，所以才在丧事中树装饰旒的幡旗。柬宫太子按品级享有与上公同等的礼仪，太子妃与太子一体，按道理礼仪不容有区别，没有缘故不与常规相同，另外树立丧事幡旗。大明旧的事例，是不经过详细计议，就草率地实行。现在应当考核礼典，不能再仿效沿续错误。吉礼的队列自有桁辖，凶礼另有幡旗，如再树立装饰旒的幡旗，放在什么地方?棺饰自然用八种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主管官吏上奏：“大明旧的事例，太子妃的宫中有石刻墓志。大家议论墓志铭不是出自礼典。近代宋元嘉年间，颜延创作王球墓志。历代世族都没有碑文，所以用墓志纪念功德。自此以后，王公以下，都遵照采用。太子妃身份重要，礼仪不同于一般人，既然有了哀策，我认为不需要墓志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主管官吏上奏：“穆妃丧礼卒哭之后，神灵还在途中，遇到初一、十五，是否应当举行祭祀?”王俭建议：“既然已经举行虞祭卒哭，在宗庙祭祀，本来就是用祭祀排列昭穆，不全同于卒哭之后的常祭祀，所以有初一、十五的祭祀。藩属国不依照临时制度，宋江夏王妃的丧礼卒哭仪式之后，初一、十五举行祭祀。帝室既然通过卒哭仪式解除了丧事，没有理由还有初一、十五的祭祀。灵位虽然没有进入宗庙灵堂，然而船舫之中实际成了临时的宗庙，好比桓玄以及宋高祖时长沙、临川二国，都有迁移宗庙的礼仪。岂还能说灵位在途中，就举行殷祭由此而言，初一、十五不需要再举行祭祀。宋懿后当时的丧事没有提到这事，更可知道当时的意见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建元三年，主管官吏上奏：“皇太子的穆妃在去年七月去世，当年闰九月。不知道应把闰月算为月数还是应把闰月附在正式的月份后?如果在月数裹计算闰月，南郡王兄弟就应在这年四月的最后一天举行小祥礼，对于该月举行祥祭，是否有疑问?”左仆射王俭建议：年三百六十天，《尚书》有明确的解释，文公纳聘礼娶亲，《春秋》加以嘲讽。《谷梁传》说“时分积累形成闰月”。《公羊传》说“上天没有这个月”。虽然如此，《左传》认为告朔是符合礼的。因此先儒都说三年服丧期，年数包含了闰月，服丧期在大功之下，闰月算为月数。闰月，是各年多余的日子积累而成，相当于不正常的月份，所以吴商说‘把闰月包含在正常的一年之中，符合情理，。如今服丧一年使用丧杖的丧礼，虽然在十一个月后举行小祥仪式，但是祥祭缟服，必须在一周年时服用。凡是丧期削减一年的丧礼，要效法正规的丧服制度。祥祭与缟服相距二月，丧期削减一年的小祥礼，也要按照此理。再者从名义的角度要求，小祥礼本来就以一年为限，据伦理事例考察，那么相距必须是两个月。现在因为丧期削减一年而先举行祥祭，不能说这样祭不是在一周年，事情既然属于同一律条，情理上也就没有不统一的，年份包含闰月的道理，自然不言自明。假使祥祭在这个晦日，那么距缟服礼三个月，依照正规事例，更是讲不通。我认为应当等到五月的最后一天再举行祥祭．这是国家重大的礼典，应该共同仔细商议。与通关八座丞郎一起，研究异同。

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说：“丧期削减一年的礼制是用健在的尊亲抑制对死者的感情，所以祥祭缟服礼制完备，可是不明确年月。如今在十一个月后举行祥祭，可见是遵照期服丧制。既然用月数计算，就应当计算闰月而完成典礼。如果仍把闰月包含在一年之中，那与丧服制度有什么不同。怀疑的人正是因为祥礼期限应当计算闰月，所以月数有差别。积累剩余时分形成闰月，是历法天象所弘扬的。计算月数时把闰月计算在内，所以有剩余的月，计算一年包含闰月，所以导致堆积。符合情理顺从礼制，有什么不可以?”王俭又回答褚渊的辩驳说：一年包含闰月的意思，是通达的儒者所难以接受的．祥礼本来应在一周年举行，因丧期削减一年而未成。就事而言名义及事情本身都得以保存，就哀悼而论情感没有什么差异。从迹象上虽然是计算月，可按道理实际是计算年，闰月是年份剩余时分的积累，所以应当包括在一年之中。一周年两次祥祭，由于活着的尊亲所以削减丧期，祥祭期限不计算闰月，就像计算年所表明的，缩减、延伸兼而着明，两种礼制都实行。经书传记的本意，就在这点吧假使五月举行小祥礼，六月就闰月，那么祥祭距离缟服，事情分在两个月，造就是十一个月像一周年前，两个月放在一周年后，名称有自己的分区，不能混杂。鲁襄公二十八年“十二月乙未，楚子卒”。衹写前一个月，本不说闰月，这又符合上文的明确含义。郑、射、王、贺衹是说一周年丧期包含闰月，本来不再区别杖期之内的祥祭，认为不需要再说。成休甫说“大祥礼之后举行禅祭，有闰月另外计算”。表明杖期内的祥祭，不能与服丧后期相比。既然像那样施恩，照例就应如此。褚渊又依据旧的礼义问难王俭十几次，王俭就事加以解释。

祠部郎中王珪之的意见，说：“丧礼碰到闰月的处理，服丧在功、衰以下，小祥礼赶上闰月，就略而不说。现在虽然减除一年丧期，祥祭的名义还存在，不同于其他的丧服等级。把闰月计算为月数，有辱追念敬慕先人的心，把远当作近。既然有剩余时分，闰月又不是正式的月份，包含在一年之中，健全礼制，在情理上是可以的。仆射王俭的意见，论据详明广博，应敬加附和赞同。现在司徒褚渊开始虽然疑问辩难，又经过往返问辩，还未同意王俭的意见。应依旧由八座丞郎共同集思广议为是。在来年五月最后一天举行小祥礼，祥祭、撵祭自然依照正常的期限。上奏御览，颁布内外。”下诏说：“可以。”为皇太子穆妃服丧，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请教左仆射王俭：中军南郡王举行小祥礼，是否应该等闻喜公一起?穆妃七月二十四去世，闻喜公八月发丧，计算小祥礼十一个月的期限，应该在六月举行。南郡王以为应当同在六月，那么大祥礼再推延一个月，应当在八月，不再是正规的月数，衹在于保存亲情之义，如果分别举行祥祭，倚庐、垩室相隔，黑白丧服混杂，不知是否当有这些疑虑?王俭说：发送死者有终了，恢复正常生活有节度，遥遥无期不是丧服制度所申明的，祥祭缟服明确表示了丧事的终结。相互等待的意思，经传中没有记载。世人多以为倚庐垩室衰麻丧服，不应该有区别，所以相隔一二个月，有的就推延到一起举行。造就是所谓放任情感径直行事，没有通晓礼的本意。从前撰写《丧记》，曾经阐述过这个意思。从远方归来奔丧的人，自然是有事耽搁而未能赶上祥祭，住在家中的儿子，有什么理由不更换丧服。礼经中有除去丧服归来祭祀的，这是经传遣存的记载，是不必等到一起的明确证据。假如应当等到一起祥祭，那么相隔经年，也必须要等到一起，就会终生披麻戴孝，宗庙长期得不到祭祀，遣是不可以的。假如说不应当等到一起，那么旬月的间隔，也不容许推延。为什么呢?礼制区分伦次，礼义不是白设的。现在间隔长的不等到一起，间隔短的必须等到一起，既违背礼的规定，而且用心也一无足取。假如顾虑兄弟住在一起，吉礼凶礼混杂，那么古代有兄弟各有宫室的说法。如果没有不同的宫室，那么从远方归来的儿子，自然应当另外开一个门，履行完丧礼仪式。祭奠灵位，是随住在家中的人，两周年之后停止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《奔丧礼》说“在官位者不祭奠”，郑玄说“因为死者的灵魂没有在这裹”。不能及时听说噩耗，确实因为身在远方。在官位不祭奠，更有可以心安的理由。这些自然都各有缘由，与嫡子庶子无关。庶子在家裹，也不需等待嫡子。何况太子妃是王室嫡系，中军处于嫡长子重位，朝廷又施行从权的礼制，进退之礼就更没有什么可顾虑的。我认为不应当等到一起举行祥祭。中军举行祥祭缟服的那天，对闻喜公衹是表示哀悼而已，不接受吊唁。等到忌日换上丧服，兄弟也应当聚到一起表达追念之情，不接待客人。这是国家的大典，应当由通关八座丞郎共同研究同异，然后上奏皇上。司徒褚渊等二十人都同意王俭的意见，请求作为永久的制度。皇上下诏说“可以”。

建元三年，太子穆妃去世，南郡王闻喜公的臣属对为主上母亲服丧有疑问。王俭又建议：“《礼经》‘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之丧，，先儒说‘庶人在官府就好比是府史之类人’。另外诸侯属下大夫的妻子要为诸侯的夫人服七个月的总衰，此制轻微疏远，所以不能尽礼。现在皇孙自然是藩属国的王公，太子穆妃是天朝的嫡子之妻。宫中臣下都能够作为诸侯妻子尽礼，王国官员怎敢衹是表示对夫人的礼敬。应当穿单衣、戴白便帽、扎素带，在中门外就哭，每次哭吊都要进去，与宫中官员相同。”

丞塱十一年，文惠太子去世，右仆射王昙等人上奏：“据《丧服经》‘为国君的父亲、长子服丧，都是服齐衰一年，。现在既然天子不用服丧三年，衹服丧一年，群臣应该降一等，就应当服大功之丧。九个月的功衰丧服，是为兄弟服丧，不能够服尊者之丧。我们共同商议，认为应当加重丧服等级，减少月数，都服三个月的齐衰。至于太孙已经明确要服三年丧，南郡王的臣属，应当服一年齐衰之丧。临汝公、曲江公既然不是嫡系，就不用在宗庙中立已故太子的神位，二公的臣属，都不用服丧。”皇上诏令就依照所议定的。

又上奏：“案查《丧服经》虽然有‘国君的妾为国君的长子服丧依照国君行事’，两汉以来，这一礼制长期废弃，请沿袭从前的做法，不再实行古制。”皇上下诏说：“既然长期废弃，停用为便。”

又上奏：“据在下查考，皇上在文惠太子一年的服丧期内不演奏音乐，虽然对诸王本来也是服一年丧，然而太子是宗庙正统，在丧服上应该相同，除掉丧服，可以奏乐嫁娶的时间，就应当一致。我们认为对太子、诸王诚然都是用的嘉礼，但轻重有所不同。娶妇盼子嗣，事情并非全都吉祥，三日不奏乐，礼中有明文记载。宋代一年的丧期降为服大功，婚礼废除音乐，表明私情，与前代典制相通。”皇上下诏说“依照你们的意见”。

又上奏：“根据礼，祥祭除去丧服都在当天晚上换衣服，第二天早晨才举行祭祀。查考连续几代都是临举行仪式才更换衣服，与礼不相符。现在东宫因公除去丧服的日期，如果依照前例，皇太孙的丧服要在临举行典礼时改换。我们共同商议，认为要先哭吊完毕，然后祭祀。应当因公除去丧服的，都在自己府第改换衣服，然后进去哭吊，行奉祀抚慰之礼。”皇上下韶说“可以”。

建武二年，会见群臣，当时世祖的丧期没有完结，朝廷对是否奏乐议论不决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议：“当年舜在尧的祖庙继承帝位，其意义不是作为尧的后嗣，等到放勋逝世，禁绝三祀。近代晋康帝继承成帝皇位，当时也不奏乐。怀帝丞裹元年，塞童的服丧期未完，当时逗立建议说，古代帝王承续帝位，虽然有继承父位、兄位的不同，然而礼的轻重是相同的。”采纳了造一建议。

建武二年正月，主管官吏因为世宗文皇帝在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是第二个忌日，二十九日大祥礼，三月二十九日祥潭礼，天子以及群臣表露哀悼的礼仪，应该有一定的标准。下达太学、国学及八座丞郎商议。博士陶韶认为：“名称确立意义就会产生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。文帝为嫡系祖宗，排位昭穆，祥礼、忌日、樟礼当天，皇帝应穿祭服，出太极殿致哀，百官也穿祭服列位相陪。”太常丞李揭建议说：“查考尊号既已追封，丧服就应依照正式规定，但是已经遵从临时制度，所以没有提到苴杖。至于其功德既然可与钻木取火相比，天地也为之变化，怎能不受感动。而且晋景献皇后去世，群臣用对诸侯妻子的礼仪服丧。追尊的皇后，都要享受皇后的礼仪，迫尊的皇帝，自然应当与皇帝享受同样的礼仪。虽然为臣为子服制相同，然而礼随着时代而变化，天子犹如飞龙中兴朝运，不是用武力成事，按道理没有必要改变常服饰。衹是帝王为国家表率，也应当穿哀悼礼服出正殿表示悲痛，百官痛哭，一切依照常规礼仪。”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：“丧礼制度，分为两个部分。虞祭拊祭是表现追念亡者的感情，小祥是克制生者的礼仪，这大概就是至深的亲情可以表露，极度的痛哭也要抑制。文皇帝虽然没有作为国君施行德业，教化百姓，但追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帝，确是缘于其天性。现在说到臣下应遵守的礼制没有实际内容，议论到自己事情也是虚的。圣上驾御宇内，更承受上天眷爱，祠祀七代宗庙，不是依照夏商周三代，所以周年忌及祥祭、樟祭，没有先例仿照举行。”太学博士崔惬赞同陶韶的意见，太常沈侠赞同李揭的意见，国子博士刘警等人赞同谢昙济的意见。

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：“《春秋》的意义，臣子继续君主宗亲的事业，虽然恩义有别，但用的礼是一致的，都为的是敦厚孝敬的感情，加重有关丧服的礼义。皇上虽然上继高皇帝，曾经北面为臣，但现在秉承天运统治天下，教化百姓，凡是父亲、老师、国君的恩情，照理不容更替。我认为世宗的祥祭忌日，皇上应穿哀悼礼服登上殿堂，群臣共同致哀，事情完毕，百官到宣德宫祭拜上表，还要到陵园致哀，弘扬追念思慕之义。”尚书令王呈等十九人赞同何{驻的建议。皇上下诏说“可以”。

海陵王去世，百官集会致哀，当时实行戒严，朝廷议论对穿军服赴会犹疑不决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议：“不能穿羊羔皮衣、黑色帽子吊唁。照理不允许穿军服参加丧礼。宋泰始二年，为孝武帝举行大祥礼那天，当时百官进宫哭吊，都在宫门换下军服，穿上便衣，哭吊完毕出来，仍旧穿上军服。”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赞曰：周公、孔子制作礼仪，训示规范百王。共有三千之数，礼、义、廉、耻得以伸张。增减法度，兴废宪章。军队典礼国家祭祀，社稷宗庙郊祭学校礼仪。冠礼婚礼朝会礼，丧服标志凶丧之礼。国家保存是因为有大德，从前的亡国要引以为戒。